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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如何看待传教士司徒雷登

梁慕天 我要向山举目 2019-08-21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学者、文人对于司徒雷登事迹的深入挖掘批露,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所作出的贡献。认识到这位美国来华宣教士对中国那种无私的爱,无私的奉献。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接手由华北地区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大学(原名“北京大学”),当时学校的财产仅有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


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后立即对学校进行了改革,并把学校更名为燕京大学。随后开始建设新校区,向社会各界募捐。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美丽和有成就的大学。从1929年起,正式设立了学院理学、法学院,总共有近20个系。它的毕业主要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界、政界和界。


据统计,从1919年到1952年,燕大办学仅33年,注册的学生达9988名,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3位记者均出自燕大。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燕大毕业者竟达7人之多。


可以说,司徒雷登是中国高等教育最伟大的贡献者司徒雷登在华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和美好品格,也备受同时代之人的称道。司徒雷登作为一名美国来华的宣教士,对中国教育所作出的贡献,也显明了基督教文化对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带来的影响。


但是,作为一名基督徒,在看到基督教文化对世界的文明产生影响的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层面是,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目的是传扬基督对人类灵魂的救赎之恩。所以,我们还有必要了解司徒雷登本人的基督教信仰问题,因为有人看到司徒雷登是美国来华的宣教士,也就是从外在身份上来说,他显然是一个基督徒了。而且也如此尽心尽力的服侍了当时的中国人。所以理所当然的认为将来我们一定能与司徒雷登在天国重逢,相信司徒雷登今生所行的一切,终必得着永恒的的奖赏。


如果我们能确认他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也完全有把握说:将来我们必能在天家重逢。也许有人对我这句话很反感,他们可能会说,司徒雷登这么无私的奉献,作校长期间也表现出了无比美好的品格,连世俗不信的人都为他作证,这不正显明他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吗?


我承认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理所当然要有美好的品格,而且大多数人也确实活出了这种好品格,以他们的生命见证了自己的信仰。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在世上有好品格的人,一定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为他也很可能会是个佛教徒或道教道,或者其他什么徒,甚至也有可能是个假基督徒,一个道德品质很好的假基督徒。


我查考了相关资料后发现,19世纪美国美南长老会差派不少宣教士的到世界各地宣教,其中有自由派的有保守派的。据说他们把自由派的宣教士往日本送,保守派的,往朝鲜送。差派到中国的,自由、保守两派都有。而司徒雷登就是美南长老会差派到中国的自由派宣教士。所谓自由派的信仰,就是试图将圣经与科学调和,认为凡是理性无法解释的,都是不可信的。他们对于圣经中的神迹奇事,基督道成肉身,以及死里复活,他们都是不相信的。所以,说白了,自由派虽然也是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人,是从基督教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派别,他们在信仰上是属于不信派。试想一个不相信耶稣道成肉身,不相信耶稣死里复活的人,虽然称为基督徒,与神的救恩会有份吗?


司徒雷登的父母是来华宣教士,他是在中国出生的,十一岁以前都生活在中国,十一岁以后,司徒返回美国求学。在弗吉尼亚州的汉普登-悉尼学院求学期间受到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使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童年时代从父亲当传教士经历中所获得的印象,改变了对海外传教事业极度反感的想法,他加入了学院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并担任了会长。还参加了由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在马萨诸塞州诺斯菲尔德召开的会议上,演讲者表现出的美国基督教强烈现世性和社会使命感,以及用基督教的伦理精神而非信仰本身来论证教义的观点对司徒产生了很大的震撼。于是,他重新进入了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而这个神学院不信派大本营,著名的自由主义神学院,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艾琳·罗德(Aline Rodd)回到杭州,成为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


在南京期间,司徒雷登出版了一本五十万字的著作《圣教布道近史》(Lectures on Modern Missions),这部著作中,司徒阐述了自己逐渐形成的自由主义宗教观和海外传教思想,他认为对基督教的信仰主要应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而不是对上帝在形式上的崇拜。传教士的使命是使社会认识到基督教的存在和力量,并以整个世界的社会进步来体现这种力量,而非使人成为基督徒


此外,司徒雷登是自由派的信徒,可从1919任燕京大学校长后的改革可以看出:燕大是教会学校,司徒雷登却大胆提出“使燕大彻底中国化”。他说:“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至于信仰什么,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他宣布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把宗教作为必修课,甚至也不必一定要做礼拜。同时他极力邀聘更多著名中国学者来校任教,与外籍教师享受同等待遇。


把一所教会大学改变成为与信仰无关的大学,把宗教信仰的课程和作礼拜从学校里赶出来。让教会大学完全成为世俗的大学,虽然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却是一些只有世俗知识学问,完全没有基督信仰,甚至可能是反对基督信仰的人才。背后的根源就是他自由派的神学思想主导着这一切。


如果说:司徒雷登作为一个来华宣教士,他的一生所表现出的品格确实感动了许多人,也激励了许多基督徒,我盼望每一个基督徒仍然要理智的面对司徒雷登真实信仰的问题,因为自由派虽然是不信派,但他们看重基督的品格,追求并宣扬一位在道德上完美的基督,当然也会培养出一些在社会上有好行为好品格的人。而一个人的好行为好品格,确实会让人钦佩,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效法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接受基督的救赎之恩,单单在今世追求作一个道德完美的人,他仍然是一个失丧与灭亡之人。


我承认司徒雷登的品格以及他对社会的贡献,是少有人能企及的。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他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这显然是不明智的。当然,如果我们敬佩于他的品格,以及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从而期盼他是一个得救的人,这种情感是可以理解的。基于这种情感,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想:虽然司徒雷登是一个自由派的基督徒,也许全能的神因着对司徒雷登的怜悯,在他生命中的某一个时刻曾经光照他,让他明白基督的救恩,除去他不信的恶心,使成为一个真正有得救的信心之人。换句话说,虽然司徒雷登曾经是自由派的信徒,但是,神奇妙的作为是人所不能测透的,我们无法肯定在他的一生中有没有真正悔改,所以,我们也无法排除将来在天堂会遇见他的可能性。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他一生至死所持守的是自由派的信仰,那么再美好的品格,对人类再多再大的贡献,也无法付他生命的赎价,无法为他换取永生的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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